[业界财经]高通CDMA进入中国内幕:联通被迫接下烂摊子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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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通在中国不懂本地文化,以及在中国管理的混乱和只收钱不做事的知识产权恶霸形象,导致其CDMA进入中国市场历经波折,最后却成功进入中国市场。高通公司的成功之中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

    高通CDMA成功进入中国的内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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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/雷 鸣(供《IT时代周刊》专稿)

    编者按:高通CDMA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,曾经有过几次绝好的机会,但因为高通在中国不懂本地文化,树敌太多,以及在中国的管理紊乱,除没有一套统一的战略战术外,其只收钱不做事的知识产权恶霸形象导致高通先后痛失机遇。但最后高通CDMA还是成功入华,高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?其背后有什么策略?今天,随着曾为高通CDMA进入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的高通大中华区前总裁雷鸣先生的透露,这些尘封的往事再一次展现在业界面前。

    联通接手CDMA烂摊子

    1999~2000年间,高通在中国遇到了最大危机,也可以说是CDMA入华的最后一个机会。

    1995年,邮电部与总参谋部联合成立“长城公司”,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采用CDMA 技术,建立800MHz的移动通信网络。但随着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分拆后,CDMA项目被迫转手,国家也明文规定军队不能参与商业活动,同时要求军队结束全部商业动作,结果中国电信、总参一齐撤出长城CDMA网,这才给了联通接触CDMA的机会,也可以说由联通来接CDMA这个烂摊子。

    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公司的利益,一直都在推CDMA,特别是中国这么大的市场。但美国政府并不了解,是高通自毁机会,CDMA才进不了中国。美国政府反而在入世谈判中,把CDMA入华作为条件之一,给中国政府施加很大压力。

    1999年4月1日作为入世谈判的重头戏,中美电信高层会议在广州举行。谈判规模为中美双方有关电信的最高层,中方由当时的信产部部长吴基传领导,美方由商务部部长戴利率领。双方在第2天就中美CDMA移动通信签署协议,其中涉及高通等众多美国电信公司。当月,国务院召开会议,决定将CDMA列入国家扶持联通的项目,联通便接下了CDMA这个摊子。

    2000年1月28日,中国联通和高通签署了有关CDMA在中国的框架协议,其中就有关CDMA知识产权及中国厂商使用CDMA所要付的提成费等作了一些规定。但此协议并没有得到信产部及国家计委的支持,在协议签字仪式上,仅有联通的人,信产部只来了一个副司长,计委根本没有派人来。因为这个协议对中国厂商来讲,根本没有什么保护,联通本身是一个运营商,运营商只希望用最低的价钱取得最好的设备,中国设备厂商能否在与高通有关CDMA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取得最好的条件并不是联通的当务之急。

    老雅各布签了这份协议后,并不了解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,还违反保密协议,私自把协议向美国资本市场透露,造成高通股票大涨,从每股100元涨到150元,甚至高达每股180元。老雅各布高兴得太早,联通其实也不想接 CDMA这个“烂摊子”,因为联通正在紧张筹备在海外上市,并不希望因为CDMA影响其上市筹钱的计划,所以也把CDMA的事搁了下来。

    在高通和联通签下框架协议一个月后,由于该协议并没有得到信产部及国家计委的支持,朱总理下令CDMA活动暂停,联通也在其上市的文件中宣称“联通不会采用CDMA技术”,当华尔街得知这一消息时,高通股票马上大跌50%。

    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

    2000年7月,雷鸣成为高通第一任大中华区总裁后,马上着手高通中国的整顿。

    为改变高通“乱轰轰”的状况,为高通探索出一套统一的战略战术,成为雷鸣面临的最大困难。因为这是高通的内部问题,也是老雅各布扶持太子,清除老战友而产生的“乱轰轰”。据了解,那时候公司内部皇亲国戚一大堆,有“太子党”也有“总裁党”,两派斗争激烈,互不对话。很多时候,甚至恶意攻击对方。雷鸣因为是被老雅各布请入高通,自然被视为“太子派”。其实雷鸣与“太子党”毫无渊源,反而被“总裁派”视为眼中钉,在背后扎针捣鬼,在他的工作中掺了不少沙子。

    在外面看来,高通是一个财富排行500强的高科技公司,而当你成为高通一份子,特别是成为管理层成员后,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。雷鸣以前也在其他财富排行500强的公司,如GE或福特工作过,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像高通这样几无内部管理,没有规章制度的公司。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,人人忙于内斗,最关心的是高通股票行情,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手中的股权换成一叠叠钞票。

    面对重重内部困难,也只能在技术层次上为高通设立一个统一的战略。当时联通内部、高通内部对什么时候应该上CDMA,上什么标准的CDMA都有一定争议。高通内部有人大力推利润较高的CDMA 1X,而不推较成熟,但利润较低的CDMA IS-95A。但雷鸣知道,CDMA要进中国,就得配合中美关系及当时的中国入世谈判。如果不能利用这一机会,再好的CDMA技术也没用。因此便制订出统一战略“IS-95 Now,现在就上IS-95”。为了这个统一战略,高通总部召开了一个CDMA在中国的“誓师大会”,大会口号就是“IS-95 Now”。老雅各布、总裁索比斯及其他一些高通的高层人员都来了,给外界的意思是这是个统一的战线,“太子党”和“总裁党”都支持这一策略。据了解,当时在表面上,两“党”都支持这一策略,但暗地里有不少人,特别是一些“总裁党”的人都在捣鬼,不但不支持,还在背后攻击。一直到2001年中,联通终于上了 CDMA 95A,订下200亿的大单,证明雷鸣当初的策略是正确的。

    与信产部签署备忘录 CDMA入华回归正轨

    2000年10月5日,高盛(GoldmanSach)在清华管理学院召开研讨会,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主持研讨会开幕式。在这次研讨会上,朱总理接见了老雅各布,会见地就在清华管理学院。高通方面有老雅各布、高通董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高可夫(Scowcroft)和雷鸣,中方是朱总理的一些随员,信产部吴基传部长和联通杨贤足董事长。

    朱总理在稍交换问候后,开门见山说道:“据我所知在座各位对CDMA有不同意见,希望各位用最短时间在这里讨论一下。”吴部长、杨贤足和老雅各布各自表达意见后,朱总理说:“你们3位看来还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,需要继续自我协调,当你们 3方面都解决问题并达成协议后,向我报告。我在15分钟内便可以作出决定,让CDMA上马。”朱总理目光犀利,用词精简有力,显然是有备而来,一席话便把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高通与信产部。

    在受到朱总理接见后,高通马上和信产部密切接触,进入细节性的谈判。11月29日,高通和信产部签署有关CDMA的备忘录,其主要内容包括:

    ─、信息产业部表示支持中国联通作出短期内建立以IS-95A CDMA技术为基础的全国性CDMA的决定。

    二、高通公司将致力于设计出可支持CDMA/GSM双模手机的芯片,并同意与合适的中国企业合作,开发生产这种芯片。

    三、高通公司将积极在中国寻找合适的企业为高通生产CDMA芯片,并将积极考虑投资中国的芯片生产行业。高通公司将继续承诺向中国制造商提供世界最优惠价格的CDMA芯片。

    四、高通同意与受许可的中国厂商在中国合作并生产CDMA芯片。

    该备忘录由老雅各布和信产部娄勤俭副部长签署,至今已有4年半了。中方完全履行诺言,支持联通建设CDMA网络,至今联通的CDMA网络已有近2800万用户。但高通的承诺除了自己已生产出CDMA/GSM双模芯片外,其余完全没有兑现。高通不但没有和中国厂商合作开发CDMA芯片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一片高通CDMA的芯片在中国大陆生产。老雅各布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份由他亲自签署的备忘录,看来什么备忘录对以背信弃义为本性的他一点都不能“备忘”。

    至于高通承诺“向中国制造商提供世界最优惠价格的CDMA芯片”,更是老雅各布的空话。因为高通设有霸王保密条例,中国厂商根本无从知道高通用什么价格把CDMA芯片提供给朗讯、摩托罗拉等大公司,又何以知道什么才是“世界最优惠价格”?

   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于12月2日在香港CDMA大会时透露给媒体,高通股票大涨 30%,从75元涨到100元。签署备忘录2周内,高通高层大抛其手中股票,按照华尔街统计,高通高层及有关人士(Insider)在短短2周内,便抛售了230万股,获利高达2亿3千万美元。

    顾蔚华教授牵线

    CDMA成功进入中国市场

    CDMA入华一事直到2001年5月8日才算定局。

    此前,美国政府在高通、朗讯、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的游说下,把CDMA入华列为中国入世WTO的条件之一,美国政府并不了解CDMA进入不了中国的原因,实际上是高通自身的错误,反而一直怪罪中国政府让GSM在中国壮大,并在谈判上给中国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。为什么这样?据了解,老雅各布捐了不少钱给民主党,和克林顿政府关系不错,所以很多民主党的美国高官都为高通及CDMA入华摇旗呐喊。

    高通对中国社会文化不仅不熟悉,还十分自大,自以为有美国政府支持,便可藐视一切,导致犯了很多历史性错误,但高通更缺少的是一条与中国政府高层沟通的管道。要是能有这样一条与中国政府高层沟通的管道,便可以在关键时刻,把一些对高通有利的资料送交中国政府高层,使其能在决策前参考这些资料。

    雷鸣很幸运,加入高通后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顾蔚华教授聘为顾问。顾教授的父亲是顾毓秀,是美国宾州大学电机系的教授,曾任国内中央大学校长、政治大学校长、音乐学院院长等职务,顾老先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奇才,不仅在工程界、自然科学界取得了较高成就,有“顾式变数”及“顾式法则”的发明创造,还是美国IEEE院士(Fellow)、英国IRE院士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,更难得的是顾老在诗词歌赋、戏剧创作、教育、政治和史学方面都广有著作。1972年得到美国IEEE的蓝姆奖章(LAMME Medal),该奖被视为电机界的奥斯卡奖。顾蔚华教授为顾老次子,在电机业中,特别是在微电子、IC芯片上颇有成就,他对中国IC界的发展也作出很多贡献,常在清华、交大任客座教授。

    更难得的是,顾毓秀教授与中央高层的关系非常密切,1997年中央某领导人访美时,还特地到费城顾老先生家中探访。顾老年事高迈,常年往返于中美之间,推介其“三开”主张,即文化开发、经济开放、政治开明。周恩来总理、邓小平和江泽民对顾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,江泽民 曾亲笔挥毫,为顾老题诗“重教尊师新地天,艰辛攻读亿华年,微分运算功天比,耄耋恢恢乡国篇”。

    顾蔚华教授得益于这种关系,为高通在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有了顾教授作为高通的顾问,很多对高通有利的资料、白皮书等便可直接顺利送到中国政府高层,这对雷鸣在中国推CDMA,对高通CDMA入华最危急的关头能临门一脚,成功地把CDMA于2001年引入中国起了很大作用。然而,在CDMA成功后,高通竟然不但没有感谢顾教授的功劳,还过河拆桥,解除了顾教授顾问一职。

    高通的北京CDMA研发中心设在海淀区海淀大厦内最高的2层楼,站在顶楼往外看,可以看到清华、北大及其他一些高等院校,其位置在中国的硅谷——中关村的中心,雷鸣希望能利用这个在中关村的研发中心,与国内的大学、研究院所及在中关村里一些电信业界的高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关系,使CDMA技术可以在中国生根,高通也可以在中国生根。

    但后来才知道,老雅各布根本没有打算和任何中国厂商共同开发、生产CDMA芯片,他同意在中关村建立CDMA中心,只是为了在联通上CDMA之前作些表面功夫。

    5月15日,联通和10个CDMA厂商签署联通第一期CDMA工程合同,总价达200亿元,CDMA正式入华,高通公司全体上下欣喜若狂。

    6月28日,高通和中兴签署有关CDMA设备及手机的技术许可合同,这是高通和中国厂商签订的第一份制造与销售的技术许可合同,其中只涉及设备和手机的制造与销售,完全没有涉及CDMA芯片是否在中国由中国厂商开发生产一事。

    7月初,老雅各布夫妇再次来华,并庆祝北京CDMA研发中心成立。老雅各布夫妇还带了两对他们的朋友,准备在庆祝会后游长江三峡。

    7月7日,高通举行北京CDMA中心开幕的新闻发布会,会上,老雅各布把他的两位朋友也放在台上,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在向媒体介绍高通成员时,只介绍他们的名字,并没有介绍和高通的关系。老雅各布可能极想向他的两位朋友炫耀他在中国的成功。新闻发布会后,请记者及嘉宾参观中关村的CDMA中心。CDMA入华一事,总算是成功告一段落。

    第二天晚上,老雅各布夫妇与他的两对朋友共进晚餐。因为CDMA入华成功,老雅各布夫妇兴致很高,晚餐2小时内大谈他们刚刚订购的私人飞机有多大,有多豪华,××大财主的私人飞机也比不上……桌上的话题离不开炫耀财富。从一个研究科学的大学教授到炫耀财富的富豪,这可能也是老雅各布发展CDMA的真正目的吧!

标签: 中国联通股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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